外湖,外湖

外湖,外湖

外湖与水是分不开的,你看这“湖”字,本就是个自带水的字眼,随着嘴里或者心里念出声:湖。于是一大滩或者一小滩水便在你脑子里晃荡了。为什么叫外湖呢?不得而知,这其实就是我出生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。哦,对了,小村庄都说不上,它只是一个小村落的名字,我出生的...

外湖与水是分不开的,你看这“湖”字,本就是个自带水的字眼,随着嘴里或者心里念出声:湖。于是一大滩或者一小滩水便在你脑子里晃荡了。为什么叫外湖呢?不得而知,这其实就是我出生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。哦,对了,小村庄都说不上,它只是一个小村落的名字,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只是“外湖”这个村子的第一、第二村民小组的称呼,但也叫“外湖”。

外湖村比外湖大,听着有点怪,却是事实;但也有个好处,人便这么被定义为哪里人,还特别精确。村外你跟人讲,我是外湖人,别人便把你定位为外湖村那一大片地方的人;你在村子里跟人讲,我是外湖人,别人便可精确到你是哪个点的人,往往还要再问一句:胡老大家的?刘生家的?黑皮家的?

若到附近打听打听,随便问一个上了年纪的人,外湖村和外湖有啥区别啊?他们应该都会同样告诉你:外湖村因为外湖得名,外湖村有十三个村民小组,外湖只是第一、第二小组。不能去问年轻人,比如我,到了近四十岁了才来思考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;年轻人都很忙,而且都在沿海或者西南新兴城市里忙,他们顾不上“外湖”。

因为我出生在外湖村的外湖,所以我只说我的小外湖。外湖百分之九十的住户都姓胡。有时候我想,这和村落命名是不是有点关系?老祖宗当年或许是拖家带口来到这里,见着山清水秀的,便落了脚,然后根据自己的姓氏把村落命名为“胡村”,后来繁衍发展扩散,便成了外胡、内胡?或许又因为有识文断字的文化人识得“胡人”指的是外族,似乎以“胡”命名不妥?恰好这地方靠着修水河,水也多,便索性将“胡”加上三点水,反正也念胡,无碍。

我想起某年过年回去,村落里举行过盛大的寻祖坟、祭祖宗活动。村落里的胡姓男性几乎倾巢而出,他们或手握锄头弯刀,或手拎香烛烟火,在一位头发胡子都很长很白的老先生的指引下,在一片和内湖(有外湖就有内湖,内湖实则是第三村民小组)交界的山岗上闹闹哄哄——我不姓胡,我被排除在进山的行列,所以只得远远地看热闹——祖宗崇拜,寻根探源,实际上是孤独、弱小的人们寻求精神皈依与集体认同的行为,或者,单单只是我们试图浅薄地认识和了解祖先的好奇心使然。这似乎是个哲学命题,但又不是,人们似乎在祖宗崇拜中弄明白了“我从哪里来”,但又好像依旧不明白。

外湖应该是个年纪不大的小村落,我没看见过有类似地方志的古书描述过它。事实上,可以从村落前头河滩边一大片的田地里看出点端倪。河滩边,高处一律是菜地,低处一律是稻田,端倪在菜地里。跟在妈妈屁股后面去菜地锄草,她锄草,我玩泥巴。不时就见妈妈锄着锄着便要停了手里的活儿,左手或右手离开那锄头柄,弯腰,捡拾起半片残破的青瓦片,往菜地边沿丢去,一片,两片,三片,菜地里藏着很多青瓦片。我问妈妈,菜地里怎么这么多瓦片?妈妈说,这里以前是屋场,后来因为河里涨水,大家就都搬到后边的高处另做房子了,这里就成了菜地。

我懵懂地理解为,人和房子都搬到高处去了,这低处,便不可避免地要碎一片一片的瓦砾,一直留在这低处了——我是见过爸爸做瓦片烧瓦片的,他是砖瓦匠,烧好的成瓦,有时候堆在屋外,一阵夏天的狂风(沿海吹来的台风)吹来,它们就势倒地,哐当一声,便碎成妈妈在这菜地里不时弯腰捡拾丢弃的那些青瓦片的模样。一定是这样。我当时心里就这么想。事实上,菜地里的青瓦片不应该是被大风吹破的,定是被人砸墙揭瓦的时候不小心砸破的。我也能想象,一群忙着搬新房的人们,手忙脚乱地拆了自家老屋,心里漾着去背后高处另建一座新屋的期许与快乐,或者痛苦,思索中,或者谈笑中,手中不可避免地便要弄砸几片青瓦;或者砸墙造地的时候,因为没了支撑,顶上的青瓦便成片地摔落碎了身。

菜地里没有一块砖,无论是青砖还是红砖。小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,但是当我回到村落里,看到外婆、小外公、国叶舅公等很多人家的房子后,我就明白了,老房子一律是不用砖的,而是夯土墙。

土墙配青瓦,大概是先辈们能找到并加以实施的最先进的筑屋方法。土墙青瓦的屋子冬暖夏凉,它是人们定居历史中很重要的一段筑屋标识,只是随着历史车轮前进的脚步,它们没落了,以致现在,村落里再也看不见哪怕一处这样的老房子了,取而代之的,是清一色的砖混新式楼房。新楼房雄武高大,精致漂亮。只是这样的房子,我总觉得它们不如土墙青瓦的老屋,少了些历史延续感,太新颖,像是失了与土地或是先辈的某些联系,迷失了方向,断档了。

小时候外湖的水真多,只是全是洪水,每年五六月就得涨一次,似乎年年不落。村落前头河滩边那一大片稻田,每年都要遭一次洪水的浸泡。洪水来时,能见着浑黄且漂浮着各种浮木甚或门板、木箱的水平面,一步一步地朝村落前那条泥土坡路漫上来。我曾不止一次跟着许多孩子们,站在浑黄乱杂的水面前,盯着它们一寸一寸地触碰我们的脚趾、漫过我们的脚背,进而意图吞没我们的小腿肚。我们像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般,飞快地转身奔进村落,告知我们能见到的每一位大人:涨水了!涨水了!涨得好快!我们得不到大人的任何奖赏,大人们统统一筹莫展、愁眉苦脸地或坐在自家门前,或聚在某户人家家里,我看见他们的脸上和嘴里都在用土话谈论着:早我又要去货(早稻又遭殃了)!

这时候通常正是早稻拔穗时节。青壮的稻苗齐齐地在身子中央一支一支胀出点淡黄色的稻花,那稻花半露未露。大人们说,这是早稻“派肚”(指妇女怀孕),我觉得怎么这么形象呢?我见过村落里的许多小媳妇们,她们怀着孩子的时候,肚子就是这么胀着的。可惜,浑黄倒灌的河水将河滩上所有的一切都吞噬了,包括“派肚”的无数稻苗们。

通常不过三两日,那洪水便会像来时一样一步一步退去。首先是前往河滩的土坡路露出来了,再是蜿蜒的高坡路和地势更高的菜地露出来了。这时候,我走在前往菜地的高坡路上,便真真切切地看到左侧坡坎下,尚泡在浑水中的稻苗们,它们在水中依旧青绿着,它们依旧似怀孕的小媳妇们,挺着它们的大肚子。

待到洪水完全退去,就能看见稻苗们满身粘着灰黑色的不明条状或片状碎屑物。无妨,它们依旧在生长,因为我的记忆里,年年双抢时节,早稻都是要收割的,只是我不知道,每年一场或大或小、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的洪水,到底给早稻收成带来多大的影响——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,我家总是面临断粮的危机,父母总要厚着脸皮,出去东一家、西一户地央告借粮。对了,一定和早先那场淹没了我家农田的洪水有关。

洪水也带来丰盛的鱼产,很大很多的鱼,各种各样的鱼。有一年,我记得大人们在洪水将退未退的时节,在新屋场前一片水田里,发现了许多迷了路的大鱼。人们筑坝围猎,场面很热烈,男人们的吆喝声,小孩们的欢呼声,久久地回荡在村落上空。最终,我在大舅家的厅堂里,见到大舅捉来的两条大鱼,一条跟那时候的我那般长,起码有一米;另一条就跟黑黑矮矮的大舅一般长,确乎有一米六那么长。我看着厅堂里的两条大鱼,就感觉看到一大一小两个人躺在那里,很是令我震惊。

还有许多农人会乘着涨水,半夜前往河滩捞鱼,他们不顾黑暗与被洪水卷走的危险,三五成群地打着手电出发。次日上学的路上,我总能在许多人家的屋坪里,看到人们将捉来的大鱼装在过年才用的椭圆状杀猪盆里,有妇人在举着刀剖鱼。这么多鱼,吃不完,养不住,便只好剖了晒成鱼干。我好奇走近去看,硕大的杀猪盆里,黑压压大半盆鱼,每条都有我的手臂那么长。我心想,哇,好大的鱼,好多的鱼!可惜我爸爸不会捉鱼,我家从来没得过什么鱼,除非几位舅舅偶尔施舍几条;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,生长在水边、生长在外湖的我,除了只认识微黄带刺的“黄牙角”和扁平偏白的鲫鱼以外,其它鱼我一概不认识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涨洪水了,大概在我上高中之时?我回家,问家里人,三舅告诉我,应该是修水河通往鄱阳湖的水路在某处疏浚成了两条水道,便不再闹水了。挺好,先辈留下来的大片河滩上的田地,再也不用担心被水淹了。对了,国家还对“水淹区”进行了补贴,每户人家,按人头算,一年补若干的钱,连续补二十年。我想,这大概是在外湖不再年年闹洪水之后展开的;也是这个时候,我才明白,先辈们为什么要在几十年前砸墙揭瓦地搬迁新房,原来是因为建设柘林湖水库,造成流经外湖的修水河水位上涨,为了避免被淹,先辈们才被迫整体搬迁的。所以我说,外湖不是个多老的村落,但是,它却有自己的历史。

上大学的时候,我特意跑回外湖,按着通知书里的要求,将户口随身迁到了读书地,摇身一变,我成了城里人。后来,我的户口随着我漂泊了不少地方。现在,我忽然想把户口迁回去,却发现,已经迁不回去了。那座叫外湖的小村落,似乎早就跟我划清了界线,自从我将户口迁走的那天起,我们就已经分道扬镳,我再回去,它是主人,我已是客。这叫人感觉起来很奇怪,不过细想,谁又说我不是它的客呢?我不过偶尔过年的时节回去看看外婆,还不是每年都回去;回去之后,也就小住三五日便走了。对于外湖而言,我确已是客人无疑了。关于这一点认识,我有点感伤。

走在村落里,人们热情地招呼我,回来啦?我答,回来了。他们知道,我也知道,不过几日,我就走了。还是从屋场前那条已变成水泥路的曾经的“土坡路”离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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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翔浅底,鹰击长空,驼走大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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